中共叛徒里唯一成为国民党情报首脑的人是谁？

浆糊人

原编者按：《世纪风采》发表文章《解密：成为国民党特务机关首脑级别的中共叛徒郭潜》。文中记述中共叛徒中，投敌后做特务的很多。这些人后来在特务机关里或高或低都有一定的职务，但真正在军统、中统系统中做到首脑级别的叛徒，惟有曾任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的郭潜。摘编如下。

郭潜，本名郭乾辉，曾用陈然、郭铁梅、郭华伦等名，祖籍广东梅县丙村镇，1908年出生。他早年在家乡读书，后考入中山大学，在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成为职业革命者。

1932年3月，郭潜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团成员，由中央苏区前往湘鄂赣苏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的“左”倾纲领，参与改组中共湘鄂赣省委，并被任命为少共临时省委书记。同年9月，在少共湘鄂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郭潜正式当选书记。郭潜前往湘鄂赣苏区就是受命推行左倾路线的，在工作中他自然是身体力行，在少共代表大会上即提出到年底全省扩大团员至12万名的目标，但最后实际上只完成了1/3。

第二年，郭潜被调回中央苏区，担任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长征开始后，他又被派到红三军团担任中央地方工作团主任，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据和他一起工作过的罗明回忆，“郭潜怕死”，长征部队到达娄山关时遭遇敌机轰炸，郭潜和胡**一起组织人员收拾暴露目标的宣传品，两人都被弹片击伤，胡**沉着冷静，继续组织人员收拾宣传品，而郭潜却是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跑得无影无踪，把自己携带的宣传品丢得满地都是。

中央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郭潜被派到地方工作。不久，张国焘与中央因下一步行动方向发生分歧，意图以武力胁迫中央，从而导致了红军的分裂，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张国焘则自起炉灶、另立中央。郭潜未随中央红军北上，担任了张国焘把持下的中央机关刊物《干部必读》的总编。

1936年7月，经从苏联归国的张浩做工作，张国焘同意取消自立的党中央，并经中央同意成立了以张国焘为书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郭潜也进一步受到重用，被张国焘任命为西北局秘书长，并兼任了甘肃省工委宣传部长。不久，长征结束，郭潜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同时在抗大兼任政治教员，讲授中国革命运动史。

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在南方8省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新四军，中共也急需在南方恢复发展。1938年1月，中央抽调郭潜在内的100多名干部随同张云逸前往南昌，并以新四军军部为掩护成立了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郭潜担任东南分局秘书长。不久，东南分局撤离南昌，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江西省委，郭潜先后任省委秘书长、书记。

1940年，按照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成立，一年后，郭潜调任南委组织部长，由福建调来谢育才接替他原来的工作。1941年7月，谢育才到达江西省委所在地安福山时，发现江西省委所属党组织除赣西南特委之外，都遭到了破坏，省委机关也不健全，但在此前郭潜给中央和南委的报告中，并没有真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谢育才预感不好，立刻向南委发电报告这些问题，南委复电，让他回南委汇报情况。


谢育才途经吉安时，被早已叛变的交通员出卖被捕。1942年4月特务拟胁迫谢育才一同前往诱捕郭潜，谢育才意识到南委面临的危险，连夜逃走，行程1000多里，于5月22日到达南委所在地，向组织报警。

此时的郭潜，刚从桂林领取上级组织汇来的10万元经费返回，已经到达曲江。南委在接到谢育才报警后，于5月24日给郭潜发了让他撤离的电报，但郭潜完全丧失警惕，收到电报后没能及时把密码译出。5月26日，他被中统特务逮捕。面对特务的突击审讯，郭潜提出3个条件：一是从桂林领回的南委经费中给他1万元（后来他实际拿了3万元）；二是不公开叛徒面目；三是保证人身安全。中统特务知道南委组织部长的位置非常关键，一旦策反成功，将会对南委地下党组织予以重创，于是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条件，郭潜随即叛变。
  叛变当晚，郭潜就带着特务破坏了粤北省委机关。28日晨，郭潜译出了南委要他撤退的电报，中统特务们据此认为南委已有准备，再破坏已不大可能。郭潜却说，抓紧去还有可能。于是，郭潜带着特务于5月30日赶到乐昌，把由香港撤退回来的中共南方局委员廖承志逮捕。随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南委机关所在地大埔，逮捕了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后牺牲）和宣传部长涂振农等一批党员。在破坏南委机关后，郭潜又带领特务前往广西，破坏了广西的地下党组织。特务们还派郭潜去诱降廖承志，郭潜走进廖承志的囚室，刚一开口，廖承志就愤怒斥责：“叛徒，可耻，你不配跟我谈，滚！滚！滚！”郭潜只得灰溜溜地走了。

从此，郭潜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在完成了对南委的破坏后，郭潜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并恢复使用本名“郭乾辉”。

当时，中统局由徐恩曾负责。徐恩曾非常注重对中共的渗透工作，在中统局内成立了一个分化瓦解委员会。徐恩曾给郭潜一个专员的名义，并让他做了这个委员会的负责人。郭潜得到这个职务后，非常卖力地工作。他挖空心思地编造了一个“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宣称这个所谓的非常委员会已经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制造出中共分裂的假象。其实宣言不过是郭潜闭门造车、熬了几个通宵编造出来的东西，但徐恩曾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是对中共开展心理作战的佳作，于是派了很多特务在重庆、贵阳、西安乃至陕甘宁边区附近散布这个宣言，企图造成中共内部的混乱。结果这个谣言毫无影响力，中共没有理睬，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反应。

“非常委员会”没有奏效，郭潜不甘心。于是，他改变方法，由心理作战转为人身攻击，编写出攻击污蔑中共的《新红楼梦》等小册子，通过中统特务组织广为散发。这一套粗制滥造的东西，内容上自相矛盾，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其传播效果也可想而知。但通过这些工作，郭潜却成为了中统局的中共问题专家，其职务也逐渐提升。1947年，他在中统局改编的特务机关党员通讯局中，已经升任负责中共工作的研究处副处长。

郭潜所主持的对中共分化瓦解工作也随着内战的扩大逐步推开，中共方面对他的活动也提高了警惕。当时一份中共的党内文件中写道：“最近国反中统局为挽救国党军事危机，正拟扩大以叛徒郭潜……等主持的所谓‘中共非常委员会’的活动，以中共反对派形式出现，阴谋挑拨我党团结，准备派遣特务至我区建立秘密组织，专门吸引党内不满动摇分子，制造所谓反毛运动。”这个非常委员会“已在上海、广东、陕西建有分部”，“另拟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分部，招待记者，公开活动发出报纸，发表政见。”但郭潜的种种伎俩对局势的发展没有什么实质影响。

1948年7月，郭潜被派任党员通讯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成为负责一方特务工作的要员。到任伊始，郭潜就把搜捕地下党和进步人士当作首要工作，他亲自指挥，仅在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动中就抓了55名进步学生。

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潜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工作。此时党员通讯局又进行了改组，改称调查局，郭潜担任了台湾省调查处处长，为国民党逃台初期稳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春，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及所属组织被国民党保密局破获，在大搜捕中幸存的党组织和党员重建了领导机构，进一步转入地下，在偏远山区开展活动。因保密局抢先破获了台湾省工委，使得与其向来存在竞争关系的调查局压力很大，也试图在侦破中共地下组织方面有所表现。郭潜受命抢在保密局之前破获大案，为此，他可谓是绞尽脑汁。恰在此时，郭潜的手下破获了地下党新竹铁路支部，郭潜从叛变人员中挑选一人到地下党活跃的苗栗地区伺机活动。这个叛徒在郭潜指挥下，通过精心伪装，很快就打入了地下党组织，并取得了地下党组织几名负责人的完全信任，摸清了情况。


如此这般，郭潜还是不放心，生怕别的特务机关抢在他前边破案，于是就使了点手段，在各特务机关共同参加的联合小组会议上，故意放出假消息，说中共组织在某某地方活动，误导了其他机构对中共组织的侦查方向，从而使全部线索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经过这一番精心策划，1952年4月，郭潜指挥特务一举破获了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是调查局在台湾破获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党组织案件，郭潜也因此案的破获而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

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从此，他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而以中共叛徒身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这在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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