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丰：甲午战争前中日的各种“PK”

浆糊人

弹指一挥间，发生在1894年、清朝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已经整整两个“甲子”——120年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天，我们回忆120年前的甲午中日战争，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仅仅还只是认识到这是历史上日本发动的第一场打邻国的战争、日本发动的第一场“学生”打“老师”的战争、日本发动的第一场在海外掠夺殖民地和赔款的战争、日本发动的第一场进入帝国主义“俱乐部”的战争、日本发动的让中国进一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战争，那么，我们就仍然处在“悲情意识”当中，仍然没有从屈辱的“悲观情怀”中走出来。如果真的如此，我就想说：我们，还没有进步！
　　在甲午中日战争120周年之际，我泛游在浩瀚的书海之中，摘取一个又一个细节。这里，我要告诉读者：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我是一边把盏饮酒，一边泪眼朦胧翻书，一边在电脑上敲打文字，一种屈辱的情感在心中搅扰、回窜、突奔、升腾。是的，在这场战争中，我大清战败了，这个曾被日本尊称为“老大国”的国家，彻底地败给了邻国日本了。我之所以要把酒敲字，就是因为这种屈辱感挥之不去；我之所以要把酒敲字，就是因为知道沉浸在这种屈辱感中是于事无补的，至多可以形成“义和团式”的排外思维。
　　不断地摘取细节，不断地将这些细节排列组合。我渐渐地有了新的感受。
　　1840年，清朝因为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而被迫打开国门。此后13年，也就是1853年，日本因为美国四艘“黑船”兵临城下而被迫打开国门。看似相同的经历，实际却有不同的结果。清朝是经过铁火战争打开的国门，战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是战胜国英国对战败国中国的惩罚性条约，里面有割地，有赔款。而日本，则是在战争恐吓下打开的国门，战后签订的《日美和亲条约》是日本与美国经过顽强交涉后形成的“交涉条约”，尽管其中有着各种各样不平等的内容，但唯独没有割地，没有赔款。这不仅仅是一个不同的结果，更让中日两国走上了近代史上不同的路径，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百年命运史。或许可以这样说，“黑船开国”PK“鸦片开国”，中国在近代史的开端，就输了！
　　日本人把发生在1894年、明治二十七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称为“明治青春的战争”。是的，1853年因为“黑船异变”被迫打开国门以后，仅仅15年，日本就发生了目标在于“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明治维新。而古老的中国仍然把外患当作危机公关，当作一个又一个地方事务进行处理，维稳不求强！结果是大清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要过好六十大寿，日本明治天皇自身捐款30万日元要增加海军军费。这种“捐赠军费”PK“挪用军费”，实际上是国家顶层设计的一种不同表现，最终的结果就是清朝在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后的第54年惨遭日本的殴打，日本在1853年黑船开国后的第41年痛打中国。
　　通常来说，外交是追求和平的过程。但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发生之前，日本外交可以称为是一种“求战外交”，千方百计要与清朝开战，要与这个“老大国”一比高低。为此，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相比之下，清朝奉行的是一种“求和外交”，李鸿章等人无视国际规则，而是把合纵连横的权术诈术用于国际社会的交往。这种“求战外交”PK“求和外交”的结果，就是清朝的惨败。
　　读者可以在《甲午战争的千条细节》里看到，无论在媒体宣传方面，还是在公知表现方面，无论是在国民素质方面，还是“海归”动向方面，无论是在军备建制方面，还是军员战斗力方面，甲午战争前夕中日两国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PK”。其结果，已经不言自明。
　　问题在于，120年过去了，中日两国之间的这种“PK”还在以一种我们可以看得见有形和我们暂且看不到的无形的方式在进行着。我们可以说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120年前的时代了，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清朝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我们拥有了可以“完胜”日本的实力。为什么呢？“完胜”的形式并非仅仅一条战争的路径，在综合国力方面，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真的积蓄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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