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调研发现 农民工维权存在四大难题

洋洋得意

法制网记者 莫小松 见习记者 马艳 通讯员 黄昕如 王静
　　农民工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农村增加了收入，农民工问题也愈来愈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但由于目前我国关于农民工的保障机制尚不够健全，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
　　近三年，广西南宁市江南区人民法院共审理涉农民工权益案件102件，其中劳务（雇佣）合同纠纷30件、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18件、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纠纷2件,其他类型52件。受理涉农民工执行案件742件，其中劳动争议案件525件、土地承包经营权出租合同纠纷117件、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54件、其他类型46件，涉案金额2662.31万。法院分析发现，劳动关系难以确定、安全防护措施差、工资克扣拖欠现象严重以及社会保险和福利权利的缺失四种现象成为涉农民工权益案件增多的主因。
　　劳动合同签订率低，劳动关系难以确定是农民工维权面临的首要难题。
　　在江南区法院审理的一起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中，农民工吴某长期在路边揽私活，后被同乡邀请共同为被告蒋某做木工装修，吴某工作过程中受伤，但蒋某拒不赔偿，认为其与原告不存在劳动关系，由于双方未签订书面的劳动合同，这给吴某的索赔带来了困难。
　　江南区法院民一庭庭长蓝彬介绍说，用人单位利用农民工法律知识薄弱的特点，采取欺骗手段不与农民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只是采取口头约定的形式或者以劳务合同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的法律责任。虽然我国《劳动法》也规定了，只要劳动者能够证明与用人单位有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也可以认定劳动关系依法成立。但是，由于文化水平，法律意识等因素的制约，要让农民工自己举证证明与雇主有事实劳动关系的存在相当困难。
　　工作环境恶劣，安全防护措施差是农民工工作环境的普遍现状。没有任何施工资质的韦某受雇于陈某为其房屋进行装修，但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陈某没有给韦某设置安全设施，也没有对其进行安全教育，在施工过程中，韦某在饮酒后从事高空劳务施工工作时坠落当场死亡。韦某的家人将陈某诉至法院，虽然最终获得了赔偿，但逝去的生命已无法重来。
　　“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大多从事于各种劳动强度大,危险度高的高温、高空、高化学性的工作岗位，工作环境恶劣，工作条件差。加上缺乏系统的培训与指导，自身安全意识与防范措施又较差，使得农民工的工作显得更加的危险，导致农民工工伤事故频繁发生。”蓝彬说。
　　当前，农民工所从事的工作大多都属于体力劳动，劳动报酬也相对较低。虽然《劳动法》中规定了用人单位付给农民工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各地方劳动部门也制定了专门的最低工资标准。但在实际生活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现象十分普遍。
　　江南区法院分析发现，对于农民工超过法定工作时间的加班工资，用人单位鲜有依法足额给付。不仅如此，用人单位还利用各种手段对原本就很微薄的农民工工资无故进行克扣，导致农民工以极端方式讨薪的事件频发。
　　在实际操作中，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为了节约生产成本均不给农民工缴纳工伤保险，侥幸地认为一般不会发生工伤事故，即使不幸发生事故也觉得农民工容易打发，想尽办法推卸责任，或赔偿点钱财就可以息事宁人。
　　蓝彬分析说，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用人单位对农民工的人身安全极端漠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农民工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缺乏，以及社会保障部门监管不力造成的结果。
　　如何实现农民工“权益双收”？江南区法院民一庭法官李立勋说，“涉农民工权益案件背后潜伏着许多不良的后果，应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实现农民工的‘权益双收’，除了法院采取针对性的有效措施外，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江南区法院建议，应加强司法服务，涉农民工的纠纷发生后，行政调解、人民调解、行业调解与诉讼解决机制有机衔接，加强与法律援助机构的沟通协调，发挥涉农民工纠纷类型的专门审判合议庭（岗）的专业优势，迅速公正地处理涉农民工纠纷；加大执行力度，切实落实联席会议制度及执行救助制度，加强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发挥社会征信系统的威慑作用，解决涉农民工案件执行难题。对于当事人生活极度困难，被执行人无执行能力的案件，积极争取司法救助；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程度，广泛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使农民工获得平等的对话权利，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工工资增长的合法权益。在小企业多、农民工集中的地区、行业建立集体合同制度，从总体上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将农民工纳入现行城镇居民社会保障网络体系，切实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创造多种渠道的咨询和技能培训的机会，提高农民工的市场竞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