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压之下的“婴儿安全岛”

洋洋得意

　　不管是其他国家还是中国，儿童遗弃问题，从来就不是单靠国家就能解决的。在中国，民间有大量的爱心人士和资源能够帮助国家把孤儿问题解决，但政府对于民间组织在这一领域的放开程度仍然不够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蒲晓磊

　　4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行了关于弃婴问题的法律研讨会。会上，20多位专家在谈到婴儿安全岛的设立时，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此时距广州市民政局宣布广州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正好一个月。

　　今年1月28日，广州启动婴儿安全岛试点。截至3月16日，48天时间里共接收弃婴262名。而作为国内最先进行安全岛试点城市的石家庄，在试点满一年时，接收的弃婴数量才68个。3月16日，广州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

　　或许通过数据的对比，才让人感受到这个数字带来的压力。

　　广州福利院在试点之后，弃婴的数量呈爆炸性的增长。这一旨在保护婴儿生命安全的举措，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到这里弃婴。甚至有广州以外的人专程前来弃婴，尽管之前已经做了足够的准备，但大量弃婴的来临，还是让福利院的医疗、护理、康复、特殊教育、后勤保障等工作不堪重负，不得不从3月16日起暂停进行试点。

　　就在广州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半个月之后，厦门婴儿安全岛的大门也锁上了。4月17日，厦门市民政局相关工作人员首度回应锁门事件称，婴儿安全岛暂停运行。

　　相继关门的婴儿安全岛，再次搅动了这池还未平静的水潭。

　　“我宁可她在我怀中气绝”

　　在这个压垮广州婴儿安全岛的稻草中，“死婴”事件无疑是其中分量最重的一根。

　　“我宁可她在我怀中气绝，也不想要现在这样。”29岁的弃婴妈妈郑玉玲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抹着眼泪说出了这句话。

　　此时，被遗弃的女婴已经死亡，而将他们孩子放在婴儿安全岛的丈夫陈某，现在已经被广州天河警方刑事拘留。

　　事件回溯到今年的2月22日。当天晚上11时，郑玉玲在广州市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产下一名体重3.1公斤的女婴，婴儿一出生，医生就察觉到了不正常的情况，随即询问：“你有没有做产检？有没有做唐氏筛查？”并当场表示，孩子可能患有唐氏综合症，立即转到了新生儿科救治。

　　23日凌晨5时左右，新生儿科的医生告知郑玉玲夫妇，经过与省妇幼专家的会诊，孩子患有较为罕见的食道与气管连通，只有吸氧直至到呼吸衰竭。

　　尽管郑玉玲并不想放弃，但医院的专家表示无法救治。孩子救不了，而且，要想延续生命，从即时起，孩子要吸氧，每天须花3000多元。对于月收入5000元，还租住在城中村板间房的郑玉玲夫妇来说，简直是无法承担的。

　　夫妇二人感觉坠入绝境，丈夫决定将孩子送到“婴儿安全岛”，“期望那里有救她的办法。”丈夫出发前，她与丈夫发生了争执。

　　郑玉玲曾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丈夫离开之后，拖着虚弱身体的她很想追出去。“孩子抱出去的时候，还有微弱呼吸。”郑玉玲这样回忆道。

　　郑玉玲的丈夫陈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说，他放下孩子的时候，孩子明明还有呼吸。

　　但他的这一说法，与广州儿童福利院保安的说法截然不同。“我看到他们把孩子放在地上，就赶快过去看，孩子很安静，不哭不闹，像睡着了一样。我赶紧把那两人乘坐的出租车牌号记了下来。”赶来检查的医生证实，孩子已经没有生命体征。

　　随后，陈某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女儿已经死亡，丈夫又被刑拘。尽管这样，郑玉玲仍然希望“这件事不要影响到我和我老公的工作。我们的日子本来就很不容易”。

　　郑玉玲认为，将奄奄一息的女儿送到婴儿安全岛是夫妻二人的共同决定，她期望主动“投案自首”能够替丈夫陈某分担罪责。

　　对于郑玉玲的举动，办案民警称：“郑玉玲目前暂不属犯罪嫌疑人，具体案情要等进一步调查。假如日后郑玉玲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她今天的行为算是自首。”

　　不堪重负的“安全岛”

　　所谓“婴儿安全岛”，是效仿发达国家的做法，为弃婴提供室内庇护场所，一般面积只有几平方米，内设保温箱、排气扇、被褥，保持适宜的温度、湿度和充足的氧气，来者只需要在离开前按F延时警报按键，几分钟后就会有人来将孩子送到福利中心。

　　2011年6月1日，石家庄市社会福利院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婴儿安全岛。

　　2013年7月，民政部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下发《民政部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开展“婴儿安全岛”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弃婴岛试点工作。

　　据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介绍，目前，河北、天津、内蒙古、黑龙江、江苏、福建等10个省区市已建成25个弃婴岛并投入使用，还有18个省区市正在积极筹建弃婴岛或弃婴观察救治中心。

　　但这一为婴儿安全提供避风港的试点工作，目前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广州在试点48天的时间里，接收了262名弃婴。厦门试水百天，接收了120余名婴儿。这样的状况早已超过其承受的极限，无奈之下，两地相继关闭了婴儿安全岛。

　　情况不容乐观的试点城市并非只有宣布暂停的广州与厦门。

　　近日，南京市儿童福利院院长朱洪表示，“南京弃婴岛在启用后，压力也非常大，已经有些吃不消了。如果我们超负荷运转的话，也会考虑临时关闭。”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表示，(广州的婴儿安全岛)短时间内接收弃婴数量已经超出福利院承受的极限，福利院需要时间对儿童床位、医疗护理、后勤保障等进行调整。

　　除了数量上带来的压力，弃婴的质量也让婴儿安全岛的承受能力不堪重负。

　　广州“死婴”事件中，郑玉玲夫妇绝望的表示，“当时没有想放弃，想继续治疗”，但治疗的费用对他们而言“简直是无法承担的”，最终决定将孩子送到“婴儿安全岛”，以“期望那里有救她的办法”。

　　据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儿童抚育部主任冀刚统计，各地目前设立的“弃婴安全岛”接收的弃婴，约99%都是病残儿童。婴儿被遗弃的原因主要是家庭无法承受昂贵的医疗费，无法承受呆傻孩子将来的特殊教育费用，很多家庭担心因病致贫。

　　在弃婴数量与质量的双重压力下，作为婴儿避风港的安全岛，继续蹒跚前行。

　　在谈到广州婴儿安全岛暂停试点是否有影响时，乌鲁木齐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处副处长王艳荣表示，尽管有争议，乌鲁木齐建设计划不会变，弃婴安全岛将在5月开工，6月投入使用。

　　回避不了的法律争议

　　婴儿安全岛无论是试点工作还是闭门暂停，都在遭受着不小的质疑。

　　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弃婴行为肯定有违道德，但在法律上是否该受到惩罚，是其中的争议所在。事实上，各地弃婴岛采取延时警报措施，只有当遗弃者离开后，警报才响起，这样的做法，正是为了回避面对违法行为的尴尬。

　　在4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举行的关于弃婴问题的法律研讨会上，20多位专家在谈到婴儿安全岛的设立时，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支持的态度。“生命权高于一切”，是这些学者在这次研讨会上的一致看法。

　　如何认定父母的遗弃罪，是婴儿安全岛设立之后绕不开的问题。

　　“明确弃婴是罪恶的，连骨肉都可以抛弃，国家与社会是很难往前推动的。但是抚养权的转移是一种无奈的情况，这种无奈如果能够通过制度予以避免是再好不过的。”中国人民大学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建顺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立众认为，在遗弃罪的认定上，应当考虑到父母的抚养能力与主观意愿。“从构成要件上来讲，遗弃罪的犯罪客体是危害到了婴儿的生命健康，但如果放在弃婴岛，并没有侵犯损害婴儿生命健康的法益。从主观上说，父母把孩子放在弃婴岛，主观上只是希望孩子能够活下去，父母已经失去了期待可能性，因为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对于这样的父母，是不能认定为遗弃罪的。但如果是具有抚养能力的父母，生活上好逸恶劳，不想负责任，这样的行为是要构成遗弃罪的。”

　　而在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社会法学研究所所长赵红梅看来，遗弃婴儿的行为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制度原因。“我国现在实行的是高管制低福利的方式，我们的管制非常多，但是福利是没有或者是不到位的。”

　　赵红梅认为，现有的制度在对于残疾人、非婚生子女等人群的福利保障方面都存在着问题。“第一，现有法律对残疾人的照顾上，并没有到位的福利措施。虽然我们现在允许残疾儿童父母生二胎，但是他们承受的苦难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第二，这些人连上户口都是难题。如果国家提供补贴，福利措施配套的话，父母就不会选择遗弃非婚生子女。

　　第三，对于女性的歧视(也是导致弃婴的重要原因)。例如，在农村，要儿子能申请宅基地，女儿就不行，因此女婴被遗弃的风险比较大。”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解决的话，我就是支持弃婴岛的。弃婴岛的建成，没有助长更多的恶的行为，只是把原来遗弃的地点改到了弃婴岛。弃婴岛存在的合法化，在我国制度不健全的情况是一种抚养权的转移行为。”赵红梅说。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竺效认为，可以建立一种允许反悔的制度。“应当像德国和瑞士那样，允许他们在认识到错误后，有权利要回自己的孩子。只有孩子与其亲生父母在一起，才是最正常的情况。弃婴岛只是在技术上给他们提供一个生存的空间，但在情感上却无法完全履行教育的义务。”

　　“不是单靠国家就能解决的”

　　各地在试点婴儿安全岛的同时，也在探索缓解压力的办法。从一些地方的表现来看，对弃婴接收实行分流，或许是缓解大城市压力的途径之一。

　　目前，这样的分流效果已经在河北得到检验。在石家庄的弃婴岛建立两年之后，2013年年初，河北省其他11个区市都建立了这种安全岛。“从全省范围来看，弃婴的数量跟往年保持平稳，并没有因为弃婴岛的建立，使弃婴的数量发生变化，数字就是最好的证明。”石家庄福利院院长韩金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喻文光前不久刚从德国留学回来，她在对比中德两国这方面的经验后称：“德国的官方一般不发表态度，是由宗教团体或者民间组织起主导地位。我国目前来说主要是妇女儿童的保护组织在担当主力，政府民政部门主要起到引导和监督的作用，这样是科学的。因为目前我国各地的民政部门已不堪重负，难以承受这样的重担了，民间公益组织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形成参与主体的多元化。”

　　在张雯看来，政府对于民间组织在这一领域的放开程度仍然不够。一直在从事儿童领养工作的张雯，现在的身份是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执行主任。她认为，不管是国际上(其他国家)还是中国，儿童遗弃问题，从来就不是单靠国家就能解决的。“中国有500多家福利院，养了8万孤儿。民间有上千个养育机构，养育了1.9万个，没有花国家一分钱。(之所以说他们没有花国家的钱)是因为他们没有资质，不能申请相关的费用。从这一点来看，说明我们民间有大量的爱心人士和资源能够帮助国家把孤儿问题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岩认为，我国在这方面的衔接制度不完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弃婴岛应当只是一种分流的平台，在接收弃婴之后要有很多分流的渠道，比如国家设立福利院、慈善组织进行接收等，这样就不会存在不堪重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