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罗尔事件”看网络时代的综合治理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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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沈逸

　　在经历了刷屏热传和舆情反转之后，目前对“罗尔事件”的讨论还在继续。这个事件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网络空间蕴含的巨大动员能力，展示了经新媒体赋权之后网民所具有的高速行动能力，展示了经历各种事件刺激和自主学习之后逐渐成型的网络空间自我净化能力，以及已经初具雏形的网络时代的综合治理能力。

　　作为一个观察者，本文作者将目光聚焦于深圳社保系统、网民以及腾讯公司在事件获得阶段性解决过程中各自承担的角色：深圳社保系统没有运用行政能力进行常规的直接干预，也没有强势以道德口号和结论进行回击，而只是默默地提供了事件中缺失的事实材料，即罗一笑小朋友完整的医疗费用、医保覆盖的范围以及家属真实承担的医疗成本等相关数据；网民则依托这些数据，进行了理性而节制的讨论，做出了基于共识和常识的新判断；腾讯公司借助技术能力，对事件中至关重要的资源——捐助的款项——进行了及时的技术处置，为问题的阶段性解决提供了有利的支撑。而在最终成型的阶段性解决方案中，协商和相对弹性、温和的举措，即原路返还可能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而聚集的款项，成为整个事件中可能最为珍贵的风景。

　　罗尔当初的求助文能够引发募捐风暴，是人们的善意借助网络平台，转化汇聚而成的。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自我聚合而成的行动机制。但这种机制最终能否达到效果，显然是需要各种条件的。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无疑是消除因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误解，以及如何化解基于这种误解而产生的行动。这考验着整个社会的综合治理能力。

　　深圳在线下建构并确保得到有效运行的儿童大病医疗保险机制，是整个舆情能够阶段性地找到良性化解机制的关键。在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舆情，甚至是基于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基于误解、非直接相关的怨恨乃至错误认识所构成的舆情，相关职能部门能够保持淡定、从容，拒绝删、封、禁的传统应对套路，转而以精准的数据供给来有效应对，显然是值得肯定、鼓励乃至推广学习的新应对能力。腾讯公司的介入，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以及所具有的强悍能力。网民在得到新的事实证据之后，能够精准地进行理性、节制的讨论，体现了方方面面齐动手，共同构建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的光明前景。

　　从“罗尔事件”来看，社会实践的发展，正日趋紧迫地提出了如何提供有效的公开数据、催生和鼓励网络空间自我净化机制良性发展的问题。可以合理地推测，如果今后在任何一条类似的求助信息刷屏的同时，网民还能同步地进行相关数据的查询，从而结合相关的数据，诸如不涉及个人过多隐私的医疗总体费用、医保范围，以及涉事家庭需要承担的准确成本，那么，类似的事件可能就不会形成茶壶里的风暴，整个社会也会因此减少不必要的成本支付。

　　在“4·19讲话”（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第三十六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中，中国的最高决策者们已经明确提出，要通过让数据的有效流动，来催生符合网络时代的现代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宏大命题。这是改革开放全面进入网络时代之后所面临的全新挑战。整个工作当然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除了数据有效流动之外，相关的信用记录，以及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行为模式，都在呼唤更有效的制度建设。完全有理由乐观地期待，“罗尔事件”及其阶段性的有效解决，能够为这种治理能力体系建设提供一个有益的范例。(编辑 欧阳觅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