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爆竹声声,新生代农民工们陆续返乡。兴奋、憧憬;自信、徘徊;期待、彷徨,返乡的心情总是百感交集。羊年来了,“远行”还是“雁归”?记者在新春之际通过与几名青年农民工深聊,听到了他们的一些心里话。 双胞胎女儿让他瞬间改变了路径 2月14日,已经农历腊月二十六,路经平潭、泉州、晋江三地,辗转两天两夜的秦勇终于到达回家的最后一站—湖北恩施汽车站,舟车劳顿、一脸疲惫的他,现在最想的就是和家人团聚。 已在外漂泊了十几年,走遍了大半个中国的秦勇,干过修车、物流、推销、快递等很多工作。目前他在福建平潭打工,职业是在建筑工地上开砼泵车等特种作业车。“这个职业太脏太累,很多年轻人都不愿干,所以很缺人,工资也比较高。但我出门打工不是享福的,我得养家糊口。”现在有时月工资能有1万多元的秦勇,对收入还是比较满意的。 但他却对记者说:“明年不打算回去干了。”既然能赚钱为什么不回去了? 原来,秦勇有一对双胞胎女儿已经上幼儿园了,“每一次回家都会发现女儿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错过了她们第一次走路、没听到她们说第一句话,现在回家会发现 女儿已经会唱歌了、女儿又会跳舞了。”已经错过太多女儿们成长瞬间的秦勇觉得,在外赚多少钱都不重要,“能陪着孩子成长才是最大的幸福。” 过完年,他打算先回福建平潭把被拖欠的4个月工资拿回来,再向公司申请调到宜昌或者武汉等离家近、坐动车能到的地方工作,但还是在建筑工地开特种作业车—这就是秦勇未来一年的打算。 “在外打工最痛苦的,是对家人的亏欠。”秦勇说他想明白了,“陪着女儿们一起长大才是最有价值的事情。” 我希望“卖技术” 2月17日,贵州黄平县上塘镇碗厂村苗族青年田维堂告诉记者,来年他已准备换工作。春节后他将去深圳另一家小型电子企业上班,不再做工人,而是转型做管理。 今年27岁的他已从深圳富士康一名流水线工人成长为品检工程师。“现在的收入和地位都比较稳定,跳槽可能是很大的风险,但我想逼自己闯一下,再不改变就老了!”田维堂说。 从工人到技术人员,实现第一步转型。去新的公司当中层管理者,实现第二步转型—他的规划很清晰。“我没有高学历,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有些方面并不比大学生差。”田维堂说,目前很多的农民工在从“卖苦力”向“卖技术”,甚至向“卖智力”转变。 他说,当初因贫困被迫辍学打工,出来后才深刻体会到,知识和技能,才是改变命运、改变人生的金钥匙。“我希望社会多创办更多职业学校,让农民工学了技术再出门。另外,现在网络教育发展很快,能不能有针对农民工再教育的培训机制和认证制度,让他们能通过自学提升学历?”他问记者。 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的贵州籍农民工王昌平,打算过完年就换一个城市,到北京一家装饰企业做零工。他同样认为,最紧迫的事就是扎扎实实学门技术。“要是有一家专门针对农民工创业的培训班就好了,我会天天抽时间去学习。” “之前我每天机械地重复一个动作几千次,技术含量不高。”他想趁着年轻学点东西,梦想着能创办一家自己的企业。 他说身边的工友非常希望能得到融资支持。“我们在外打工多年有了积累,返乡创业意识非常强烈,但目前返乡创业还缺乏有效扶持。盼望政府和金融机构能延伸触角,给农民工创业提供更多支持。” 把爸妈接来享福 谢明是安徽安庆人,在浙江桐庐一家家具厂打工。2月16日,他专门赶到杭州,想买些礼物带给家人。 “想着给我爸妈买两件衣服,再给我姐姐家的小孩买个玩具。还想买点杭州老字号的年货,让他们也尝尝。”谢明对记者说。 他今年刚21岁,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就在家帮忙种地。去年年初才跟着老乡一起出来打工。已当了一年的学徒工,谢明感慨外面的日子并不好过。 他告诉记者,老家的年轻人基本都出来打工了。之前过年,那些在外闯荡的老乡们回家,都大包小包拎着礼物,也装了一肚子城里的故事,让他很羡慕。终于他自己也走了出来,却发现外面的生活很艰辛。 “很累,收入也不是很高。”谢明说:“但确实比在家种地强。” “现在收入不高的原因,主要是我还什么都不会,只能打打下手。等我从师傅那学到本事了,就会好的。”谢明告诉记者,他很崇拜他的师傅。2015年的计划,就是跟着师傅好好学。“师傅还不到40岁,就是因为有技术,厂里老板都很尊重他。师傅今年回家过年,老板专门给他买了机票。” “等学会了手艺,工资就高了,我就能攒钱买房子结婚了。还要把爸妈都接过来,让他们也享享福。”这是谢明对未来的憧憬。(记者 甘皙 李丰 邹倜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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