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之外的萧红：寂寞之上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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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新浪专栏  悦读汇  徐兆正

　　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序言结尾曾这样写道：“我因寂寞，在文学上寻求慰安，夹杂读书，胡乱作文，不值学人之一笑，但在自己总得了相当的效果了。或者国内有和我心情相同的人，便将这本杂集呈献与他；倘若没有，也就罢了。……反正寂寞之上没有更上的寂寞了。”读萧红的《呼兰河传》，便也是这样的感受，觉得那个旅居香港的萧红甚至也是这样想的。

呼兰河传

　　起初的《生死场》当归于逃离式的写作，而直到1942年，萧红的文字才真正有了一种沉静练达的气象，而这与力透纸背的寂寞的不可调和，最终达成一股绵延不绝的张力。然后便是急促的降落。当然，它们没有章法，无迹可寻，可这是民国时期文学的通弊。有时我觉得，自由主义怕也是虚无主义的，虽然二者固有积极与消极的区分，但也正建筑于“一切皆允许”的语境，后者才得以可能。它们既不是知识(理性)，也不是信仰(启示)，它们只是一个偶然时代的偶然错误，虽然这“偶然”于我们常人来说的确是漫长了些。记得止庵先生曾谈起过这类没有章法的写作，并总结如下：“可能写得很好，也可能写得很不好；不可能写得都好，但可能写得都不好。”以此来看，萧红的文学创作或属于第一点与第三点。

　　二十世纪的上半叶，中国曾出现一次短暂的文艺复兴浪潮，大师叠出，群星璀璨，然而始终缺乏纯粹意义上的小说创作者。继而，到了下半叶，文艺复兴为文化革命取代——复兴的当然不能复兴，而革命的也只是见到了革命而已。回顾二十世纪上半叶，似乎都没有纯文学的立足之地，各种思潮在接受者那里一概取代了自由思想。但萧红恐怕便能代表那年代的一个独特存在。她没有所信的，所以寂寞；而也正因为这没有所信，所以文字少被荼毒。加之身世的独特，这二者成就了萧红的文字之好。

　　就时代而言，“五四”运动本来就是打断启蒙的政治运动，这种打断带有的粗暴而不可置疑的意味，使我们对它的期待或高估都成为虚妄。那个年代的大多数文学或无法摆脱政治，或无法作进一步的考量。对于政治的判断代替了创作者对于人性的思考，如果从萧红的创作中拣取最为重要的一点，那么她好就好在无党派之见。她的孤独，她那只有她自己的自我隔离悬置了偏见的前设，为有关人性的隐微书写留下空间。

　　除张爱玲以外，萧红大概亦是新文学时期惟一可看的女性作家。甚至可以这么说，新文化运动以来，女作家在书写认识论的悲剧性上，她是并不逊色张爱玲的。电影《黄金时代》里有一个情节，胡风评价她和萧军的创作，认为前者的写作感受大于理智，多于章法。而对有天才的写作者而言，全凭感受写作可能会成就她的作品，也注定飘零她的一生。

　　作为电影的《黄金时代》，在人物刻画上的确有因迁就“传记性”、“资料性”而导致形象模糊的疏漏，尤其矛盾的一点是萧红在电影中曾提到在她之后，人们记得的恐或不是她的作品，而是她的情史。但电影恰恰自始至终都在书写后者。可能的辩解是：思想者的历史纯粹是他的思想史，这使得撇开对生活关注的文本解读变得可能。但在萧红那里，她对身世的自发性书写，使得这种隔开似乎可有可无。再者，因讹传积累的误解与猜测密密麻麻地占据了受众心理，可能便因为这个原因电影最终选择了后一种做法。大众将觉得此片漫长，小众则稍显不够味道。以我之见，这是本片的唯一不足：它尽管足够诚意，但在选择电影受众时有着显而易见的游移，也因此被人否定。可是反过来说，那些“小众里的大众”会衷意一部刻画写作的电影吗？他们热爱迷惑性。

　　倘若不是《黄金时代》上映，我恐怕也不会读萧红。有人说张爱玲被消费过了，当然要来消费萧红。以“编辑”诸位女作家语录的当然可笑，但一面在消费的，一面又全然不承认自己在消费，巍然作“元话语”之高论者，则更是无聊的非逻辑。

　　于是便读了《呼兰河传》，真是意想不到的好。竟能从文体上看出所受《野草》的影响了。但萧军却是之前读过的，电影里也提到了他的两部作品：其一是萧军自传《人与人间》，其二是他编订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影片在叙述萧军晚年的回忆时，就中所据文字即引自《人与人间》，而《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则为两人的爱情提供了最后一份真实注脚。那个远去的时代，未必安居乐业，但的确是理想主义者的年代，从晚年萧军的眼里看去，会不会有些模糊而不太真实的颜色。

　　萧红希望人们记起的是她的创作，而不是爱或恨。这些都无关紧要。所以谈论电影中的萧红是否真实，电影之外的萧红是否存在被理解的可能，那当然仍要先从电影里走出，走入她那些被冷落太久的作品里。萧红的文学包含着全部的萧红。

　　图书信息：《呼兰河传》，萧红，凤凰出版社，2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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