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已难觅非产能过剩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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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新浪财经专栏作家 杨凯生

　　产能过剩的范围已从过去常说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扩展到许多所谓的新兴产业了，目前几乎找不到几个不过剩的行业了。另，我国经济增长对银行贷款是过度依赖的，企业从银行的融资是过度的。

　　自从决策层提出我国的经济运行将呈现一个新常态的判断以来，无论是从事经济实务工作的还是搞理论研究的，人们普遍都接受这个判断，都认为我国近3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态势将发生重要的变化。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究竟应该是个什么状态，为了平稳地进入这个状态，我们需要抓紧做一些什么。

　　不少人在谈到新常态时，往往都是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从过去30年平均增长10%左右降下来。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也只是人们对中国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潜力区间究竟会落在哪里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说仍可保持8%以上，有的说大体在7-7.5%，还有的说在6-7%，甚至也有人认为会掉在6%以下。

　　我的看法是所谓的新常态，首先意味着与原来的状态有所不同，这其中肯定包括了增长速度的变化，甚至也可以认为，新常态的提法本身就包含着希望大家对GDP增长速度可能下滑的情况要保持一个平稳接受的心态的含义。但新常态也绝对不仅仅是说经济增长速度将要下落或者是下落到多少。

　　我认为所谓的新常态，一是“新”，就是说与原来的发展模式相比，要更突出强调遵循经济规律，遵循自然规律和遵循社会规律；二是“常”，就是说与前些年的状况相比，更要注重解决影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使经济发展的态势更正常，进而使健康较快发展的趋势可以延续更长的时间。因此所谓的“新常态”应该是包含很多内容、具有深刻含义的一个重要表述。“新常态”既是对一种经济发展状况的概括性描述，也是对面临的下一步发展阶段的一种宏观要求和期待。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如何去解决那些仍然存在的不利于可持续发展，即不利于顺利进入新常态的障碍和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从16个方面列出了60项改革任务，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要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呈现一种新态势后所面临的种种问题。

　　我这里只谈两个具体问题，一个是产能过剩问题，一个是信贷过度问题。我认为这“两过”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新常态的基础就不会牢靠，真正的可持续发展就难以实现。

　　压缩过剩产能的问题已经提出多年了，各地各部门在这方面确实也下了很大功夫，花了很大力气。但近几年来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越发严重了，产能过剩的范围已从过去常说的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造船等行业扩展到许多所谓的新兴产业了，目前几乎找不到几个不过剩的行业了。

　　2013年末，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我国工业企业产能综合利用率基本低于80%，今年一季度进一步降为78.3%。有的行业甚至低于70%，这已经属于绝对过剩了，也就是说这些行业如果不下决心淘汰一批产能，即使整个经济周期进入上升阶段，它们也很难有复苏的机会。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过剩行业投资减少不明显，生产仍在增加，例如今年虽然整体经济呈现一定的下滑趋势，但今年1-7月粗钢产量同比增加2.67%，水泥产量同比增加3.69%，平板玻璃产量同比增加6.23%，电解铝产量同比增加7.46%。这并不是这些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有所提高，有关企业的经营环境有所好转的反映，相反只是进一步加大了库存压力，直接影响了工业品的出厂价格，拖累了企业效益(6月份出厂价格同比下降1.1%，已连续28个月下降)。

　　钢铁行业亏损面在23%以上，玻璃行业亏损面超过25%，电解铝行业约有80%的企业陷入亏损。因此可以明确的说，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仍然严重存在。这种情况之所以长期以来难以根本解决，恐怕不能简单地将原因归之为人们对压缩过剩产能的认识不足，大家仍然在盲目地追求产值，追求GDP，等等。

　　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为了压缩过剩产能，既要加大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责任，也要抓好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例如除了需要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抓紧健全完善有关环保、节能、技术标准、安全生产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并不断增强其严肃性和权威性，以控制产能的扩张之外，考虑到治理过剩产能确实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有些事非上下联动，不统筹协调是难以解决的。譬如一个省为了压缩过剩产能，将减少多少财政收入，需不需增加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需要增加多少转移支付；一个地区为了压缩过剩产能，将有多少企业员工(包括上、下游受影响的企业)可能下岗失业，如何安顿这批人员，需要拿出多少钱来；一批企业关门停产，其资产如何处置，不少企业产权结构已经实现多元化，有的企业当时建设、投产也是经过了政府有关部门审核批准的，如市场不好，经营不善，其损失当然应由企业自己负责，但现在如果是政府因压缩产能责令其关门歇业，其有关股东的损失如何“埋单”；在过剩产能的压缩调整过程中，银行的债权如何处置(90年代国企改革时，因为当时的银行主要还是国有独资的，因此对由于国企改革而形成的不良贷款通过政策性剥离和处置以卸下这些企业的历史包袱是可行的，但如今一些主要银行都已经股改上市变成了公众公司，过剩产能相关企业的股权结构也早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的一些处置办法已经难以继续沿用)，等等。

　　总之，压缩过剩产能不仅仅要求人们增强对GDP适当下行的心理承受能力，更重要的是要算清每个行业，每个地区需要为此支付的成本究竟是多少。因为从宏观上来说，压缩过剩产能既是一个减收的过程，也是一个增支的过程，这些成本(有些是有形的，有些是无形的)究竟以什么方式来承担，准备在多长时间内分摊等等，都是十分具体也十分棘手的难题。但如果这些账不算清楚了，不搞明白了，就很难真正解决好过剩产能的问题，就很难说是真正步入了比较健康的新常态。GDP增速下滑的“学费”付出就很难收到应有的成果。

　　如果说对压缩过剩产能，大家的看法还是比较一致，只是苦于困难较多，难以短时间见效的话，那么对“信贷过度”的问题，可能意见就不会那么相同了。但信贷过度确实是妨碍我国经济发展确立新常态的另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

　　到今年6月底我国的总债务与GDP之比已经达到251%，而在2008年这一数字只有147%，仅去年一年就上升了20个百分点。更重要的问题是，与世界上总债务水平也比较高的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相比，我国的总债务的结构不尽合理。在我国，尽管大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风险十分担心，但总的说来我国政府负债率并不算高，居民负债率更是很低，但企业负债率则非常高。我国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了120%，而美国约为72%，日本约为99%，意大利约为82%，澳大利亚约为59%，加拿大约为53%，德国仅为49%左右。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只有西班牙的企业负债率高于我国。

　　当然这里固然有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够发达，间接融资占比必然偏高的原因，但不能不承认我国企业的生产经营，乃至GDP增长过度依赖银行信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年7月份，曾有不少人认为银行出现了“惜贷”现象，但实际上今年1-7月，我国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6.1331, 0.0036, 0.06%)贷款仍然达到6.13万亿元，远高于2012年、2013年同期的5.4万亿和5.78万亿元。今年1-7月，全社会金融机构新增贷款与新增存款之比(贷存比)达到85%，工、农、中、建四大银行今年以来的新增贷存比更是达到了146%。这显然是太高了。

　　从历史数据看，1990-1999年的十年间，我国一共新增贷款7.94万亿，年均新增为0.79万亿元；2000-2008年九年间，我国新增信贷22.76万亿元，年均新增贷款迅速上升到2.53万亿元；而2009-2013年的五年间，我国新增信贷为42.1万亿元，年均新增贷款更是猛增到8.42万亿，一些年份甚至达到了近10万亿元。

　　看到这些数据，我们固然可以说有国民经济总量扩大的因素，也有所谓金融深化的原因，但必须承认从宏观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对银行贷款的依赖是过度的，我国的企业从银行的融资是过度的。

　　我国应该下决心进行去杠杆，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比例。现在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我认为对这个问题需要深入剖析，全面看待。要正确看待银行信贷的功能和作用，办银行有明确的资本充足率约束，办企业也应该将本求利，不能总是希望通过做无本生意，完全靠借钱企业就能发展，就能获利。

　　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抑或外资企业，如果其“老板”(股东、出资者)认为一个企业市场前景不错，希望能够经营下去并且进一步发展的话，那就应该以不同方式不断地向其注入资本(增加所有者权益)，而不能仅仅寄希望靠银行贷款就可以“做大做强”。如果股东对某个企业前景并不看好，或是虽想增加资本金但感到力不从心，那就应该设法退出市场，或者只是进行“简单再生产”，不去追求“扩大再生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应该一味地去要求银行不断对其垒加贷款。否则不仅无助于调整经济结构，而且也会造成金融风险的不断积聚，最终导致经济运行的系统性麻烦。现在有不少人对银行应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理解不够全面，总以为这句话的含义就是银行要进一步给企业发放更多的贷款。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总之“过剩产能”和“过度信贷”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两个问题。我们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要求的，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妥善处理好为解决当前问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与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而必须确立的长远之策的关系，既努力解决好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一些具体难题，又切实避免为日后新常态的建立和可持续发展增加新的障碍。

　　(本文作者介绍：工商银行原行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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