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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今参考》2007年第4期 作者:杨勤民 原题为:马寅初:你们不要再误事了
2005年1月6日,中国人口达到13亿(不包括港澳台约3000万),占世界总人口65亿的五分之一。据预测到2040年,中国人口将达16.517亿。过去有科学家测算,根据我国的自然资源和地域环境,只能养活16亿人口。如此,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呈超饱和状态。
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人口约为4.5亿,到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已突破6亿大关。1979年夏,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组织部长的胡**为马寅初平反,含着眼泪说:“当年**要肯听马老一句话,中国今天的人口何至于突破10亿大关啊!批错一个人,增加几亿人,我们再不要犯这样的错误了。共产党应该起誓,再也不准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当时马老已经98岁高龄,下肢瘫痪,耳朵也有点背,他在轮椅上听了为他平反的通知,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话:“二十年前中国的人口并不多,现在太多了,你们不要再误事了。”
马寅初: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
上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回浙江老家研究人口问题,随后给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告—“人口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必须引起重视,早为之图”,建议全国进行人口普查并提出了控制人口的意见。当时人口增长率已达20‰以上,周总理支持并鼓励马老专注于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马老时已年逾古稀,不辞劳苦,率领助手和学生,奔赴浙江、江西、陕西、山东、上海、江苏和北京郊区各县进行调查,掌握了更多的人口增长数据。1953年12月7日,在刘少奇召集的“提倡节育”专门会议上,马老谆谆告诫:“人口问题,千万千万大意不得!现在不努力,将来后悔莫及!”但**持不同看法,多次批评马寅初等学者“杞人忧天”,有的地方还在号召学习苏联的“母亲英雄”,对多生育妇女进行奖励。
1954年,马老以人大代表身份第三次回到浙江农村调查,在调查报告中写道“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中国人多地少,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了生产增长的速度,长此以往,国家怎么能富强?”三个不得了,表达了马老的忧心如焚。他和老朋友邵力子、李德全等商量说:“现在我国人口增长率已达22‰以上,甚至达到30‰,每年净增人口1300多万。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会犯极大的错误,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的困难,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极其沉重不易摆脱的包袱。”在他们支持下,马老参阅了古今中外有关人口问题的典籍,写成《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于1955年7月召开的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以正式提案提出。却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马老不为所动,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是正确的。
**:马寅初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1957年春,在中南海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当着**的面,马老再次提出人口问题,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六亿,如果按挣增率20‰计算,15年后将达到八亿,50年后将达到十五亿。这绝不是我马寅初的哗众取宠,危言耸听……如果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刘少奇、周恩来表示赞同,**则笑了笑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可以进行研究和试验嘛!言人之未言,试人之未试嘛!”马老以为有了结果,加紧人口问题的研究写作,完成了他的名著《新人口论》。
1957年6月提交人大一届四次会议。7月5日《人民日报》整版刊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不久康生首先发难,用化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说有人借人口问题搞政治阴谋,这完全是右派进攻。6月1日,《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针对“中国人口多,难于前进”的“反动观点”,提出“人多是好事不是坏事,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
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全国主要报刊纷纷发表批判马寅初的文章达200多篇,给他扣了三顶大帽子:宣传马尔萨斯主义,反对“人多好办事”的唯物史观,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马老要求会见毛、刘、周三人中的任何人未果,却传来毛的话:“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老义无反顾,公开发表文章宣称:“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马寅初:应该检讨的不是我
1958年对马寅初的批判,已从学术范畴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1959年夏,马老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目睹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给人民群众带来灾祸,感到痛心疾首;未免发些牢骚。
回京不久,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找他谈话,要他作检讨。但谈来谈去谈不拢。最后周总理几乎用一种哀求的口吻说:“马老啊!你比我长19岁,你的道德学问,我是一向尊为师长的。1938年你我在重庆相识,成了忘年之交,整整有20年了啊!人生能有几个20年呢?这次你就答应我一个请求,对你的《新人口论》写出一份深刻的检讨,检讨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也算是过了社会主义这一关,如何?”马老明白不到万不得已,总理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但要马老违心作检讨,也实在办不到。他沉思良久,最后迸出这两句话:“吾爱吾友,吾更爱真理。为了国家和真理,应该检讨的不是我马寅初!”
几天后,马老写了《重申我的请求》,交《新建设》杂志发表,文中说:“有几位朋友,劝我退却,认一个错了事。要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甚至人身安危。他们的劝告出于真挚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这里,我还要对另二位好友准备谢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l949年从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真心实意的劝告,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我希望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视同抗命,则幸甚。”最后他严正声明:“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显然这位好友就是周总理。
康生:一定要从政治上把他批臭
**读了《重申我的请求》一文,指示秘书:“反右斗争已取得全面胜利,马寅初仍然向我们下战表,可说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马寅初不愿自己下马,我们只好采取组织措施,请他下马。”
1959年12月5日,康生向应召而来的北大**指示:“马寅初仍在负隅顽抗,死不投降,他是在搞右派进攻,**反社会主义,矛头指向党中央,一定要从政治上把他批臭,不能再做北大校长,通知他不辞职就撤职。”这番话当然不是康生个人意见。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马老的院子里、书房里和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小会批也变成了大会斗。“彻底批判反**思想的大毒草—《新人口论》!”、“打倒中国的马尔萨斯—马寅初!”“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这些口号声响彻北大校园。
1960年1月3日,马老被迫搬出北大燕园,迁到城内东总布胡同32号居住,规定他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不得会见外国朋友和海外亲友,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街道派出所和居委会的监视之中,实际上遭到了软禁,被冷藏了20年。
1965年夏,他从报端敏锐觉察到**之风开始弥漫全国,如不纠正,将会祸害无穷。他又上书党中央,希望人民领袖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作风,保持客观冷静头脑,决不可行“领袖至上”那一套。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狂飙席卷神州大地,马老这个“反共老手”、“漏网右派”、“反动学术权威”被红卫兵上门轮流批斗,动嘴加动手,既触及灵魂又触及皮肉,后周总理发话“马寅初是只死老虎,早就批倒批臭,再批他意思不大吧!”才幸免于难。
马寅初铮铮铁骨,为坚持真理而威武不屈、万死不辞的崇高精神,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将传世于中华民族千秋万代。
实践已经证明,他的人口理论是正确的。如果当初听他一句话,现在人口不是13亿,可能是八九亿,可减少四五亿。这个沉重包袱已经背上,后悔莫及,但愿如胡**所言“共产党应该起誓,不准再整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了。”但愿决策者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多听取专家、学者的意见,不搞“一言堂”,坚决地、真正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言论自由,言者无罪”的政策,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真理会愈辩愈明,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杨勤民/《炎黄春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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