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怕死”患癌保安：一定得熬到妻子户口下来
吴树梁 39岁，祖籍河南信阳，2003年开始在深圳打工，做过鞋厂工人、采购员、保安员，2012年被评为“深圳优秀保安员”并获得入户指标。2013年6月落户深圳。2012年底被确诊为肺癌晚期。 对话动机 对吴树梁来说，成为“新深圳人”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医院诊断书上的“右下肺肿瘤、多发骨转移”几个字，敲碎了他对新生活的全部想象。 作为丈夫和父亲，吴树梁也没有太多时间悲伤。治病花光了全部积蓄，还欠了不少债，自己唯一可能留给妻儿的礼物是：深圳户口。 儿子已经随迁入户。妻子的户口因为相关政策的更改，要在2016年6月才能获得入户机会。 他成了“抗癌斗士”，和医生所说的“一般病人只能活3到6个月”相比，吴树梁已坚持了近30个月。虽然癌症带来的剧痛让他觉得生不如死，但他提醒自己不能放弃。因为如果他在2016年6月之前离世，不仅妻子没办法入户，儿子也面临着被退回原籍的风险。 新生活只是向我招了招手 新京报：最开始是怎么知道自己得病的？ 吴树梁：2012年下半年，我肩膀经常疼，去医院检查说是肩周炎，治了几个月不见好。后来做了一次详细的检查。 记得结果出来那天，医生把我妻子叫到一边，当时心里就一咯噔。后来我听见妻子哭得撕心裂肺的，就什么都明白了。 新京报：知道得病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吴树梁：我把妻子拉到一边，跟医生说我是男人我妻子也经不住什么事情，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吧。医生就告诉我，是肺癌。我追问大概还能活多久，医生说一般病人大概（能活）3到6个月。 新京报：当时你有没有情绪崩溃？ 吴树梁：心里特别难受，非常大的一个打击，但妻子已经崩溃了，我就不能了。 新京报：这个病对你意味着什么？ 吴树梁：我2003年到的深圳，得病之前，单位告诉我获得了落户深圳的指标，当时特别高兴，我觉得新生活在向我招手。这个病，让我觉得新生活招了一下手就消失了，所有的盼头儿都被碾碎了。 一纸户口，两种生活 新京报：为什么当时得到户口让你那样高兴？ 吴树梁：别看只是一张纸，对我们农民工来说可是天上地下。刚得病时，深圳的医生建议我们去广州肿瘤医院看病，当时各种穿刺检查七七八八的费用大概30多万，攒了半辈子的钱，一下子空了，当时如果有深圳户口，八九成的费用能省下来。 新京报：得病前对户口的事有过特别深的体会吗？ 吴树梁：有，我儿子上学。为给他办学籍，前后跑了一个多月，求爷爷告奶奶，后来不行还回了趟河南老家。我儿子在深圳出生、长大，一句老家话不会讲，深圳就是他的家乡。但是不行，户口卡在那儿。 新京报：得病让你对户口的事感受更深了？ 吴树梁：我是2012年年底确诊，2013年6月拿到了户口，有时候自己也琢磨，如果晚半年得这个病，那7个月就能省下20多万，那样以后对她们娘俩也是个保证。 我们街道办特别热心，想帮我办低保，我当时已经没法工作了，妻子一个月就2000多块钱，有低保的话我们一家三口每人1300块，一个月就有3900块，太重要了。 但低保要求一家三口都得是深圳户口，街道的人也有心无力。 新京报：当时你是租房住的？ 吴树梁：房东知道我得病，怕自己的房子里死人，想方设法赶我们走，妻子瘦得跟竹竿一样，折腾了一个月，才找了个不太理想的地方住，特别狼狈。如果一家三口都是深圳户口，就能申请廉租房，但妻子的户口卡在那里。 我还比大多数人幸运些 新京报：所以解决妻子的户口异常迫切？ 吴树梁：一个男人有了家，就不能单想自己。拿到户口，我没什么时间去高兴，赶紧查相关规定怎么把儿子和妻子的户口迁过来。癌症的事情让这一切更加迫切了。 儿子的户口在2013年10月迁入深圳。但妻子的就没那么容易，去年4月，深圳的政策调整，配偶随迁入户的年限由两年变为三年，就是说如果我活不到明年6月，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新京报：在拿到户口之前，想过通过别的途径获得吗？ 吴树梁：儿子2004年出生，我们两口子省吃俭用地攒钱，盘算着有天买了房子，就能通过积分入户的方式落户。但后来房价疯涨，这个念头就破灭了。 新京报：有没有找过落户的相关部门，有特批的可能吗？ 吴树梁：找过，但是规定就是规定。至于特批，前两天《广州日报》关于我的报道出来后，这边公安机关说要考虑特事特办，但后来我辗转听说这个口子他们还是暂时不敢开，因为一旦开了，以后这么庞大的流动人口，各有各的难，怕收不住。 另外就是我协警的身份，当时虽然工作关系隶属保安公司，但是我工作地是在派出所，如果给我开口也担心外界的舆论不好。 新京报：因为户口生活有了很大反差，会觉得不公平吗？ 吴树梁：私下里跟老乡吃饭也会抱怨一下。但相比很多来深圳或在其他大城市讨生活的农民工，我比大多数人要幸运。有很多在这个城市里呆得比我久的人，一辈子也拿不到这个指标。拿当时我们保安公司来说，二三百人提出申请，最后只有四五个人拿到，我当时已经超龄，能拿到真的不容易。 “生不如死”就是给我发明的 新京报：和癌症抗争，做过很多努力吧？ 吴树梁：是挣扎，想过各种辙，得绝症的人大体都会有个没头苍蝇的阶段，什么办法都想试试，希望突然有个神方偏方什么的。 有人推荐广西有个叫巴马的长寿村，好多癌症患者去了那病情都缓解甚至痊愈了，我去那儿呆了三天就回来了。 新京报：为什么？ 吴树梁：哪有那么神奇？那地方确实集中了大量的癌症患者，但也有很多医托、药贩子。 新京报：规规矩矩地接受治疗了，真正的痛苦也开始了。 吴树梁：得病后的半年多经过了7次化疗，一次比一次难熬。后来身体承受不了化疗了，就只能靠靶向药物抑制癌细胞的扩撒，但疼痛越来越难以承受。 新京报：那是怎样的疼痛？ 吴树梁：这么说吧，你现在拿把刀在我身上划几刀，我绝对能一动不动。我一天要服用24粒吗啡，别人说这几乎是致死量，但有时候还是抑制不住那个疼。 新京报：平常你靠什么抑制这样的痛苦？ 吴树梁：疼痛大多是在晚上，疼起来就蜷缩成一个团，到处划拉止痛药，那时也不管是24粒还是42粒，哗哗倒进嘴里就往下咽。一般这个过程大概会有六七分钟，这六七分钟是疼得没有意识的。 我们癌症患者交流，就觉得“生不如死”几个字是为我们发明的。有癌友就是这么活活疼死的，我怕我也会那样。 一定得熬到妻子户口下来 新京报：死亡和妻子的户口下不来，哪个更让你恐惧？ 吴树梁：两年了，我比最开始医生跟我说的，多活了不少时间。现在对死亡没那么恐惧了，我心态还算好，我知道目前国内跟我情况差不多病情的最终坚持了8年，盼望自己也能坚持得更长一些，即便没有那么长，也一定要熬到妻子的户口下来。 如果她没有这个户口，我不敢想象她们娘俩会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不怕死，我是怕她们娘俩不能好好活。 新京报：儿子会跟你交流你的病情吗？ 吴树梁：不会，他才11岁，好像比较回避这件事，但我之所以能被外界关注到，还要感谢儿子2013年的一篇作文，他在作文里写“我愿意用全世界的好东西，换爸爸活着。我希望爸爸妈妈永远和我在一起。” 新京报：得病之后发现很多没来得及做的事情？ 吴树梁：我生病之后，很多慈善组织和义工团体帮我们，之前身体允许，我就跟他们去做义工，我特别高兴能够帮到别人。从这点来说，深圳是个很温暖的城市。 再有就是，我和妻子来深圳这么多年了，但凡收钱的景点我们都没去过。一家三口去得最多的就是住处周边的免费公园。 新京报：如果现在你身体允许，你最想做什么事？ 吴树梁：跟妻子带儿子去趟野生动物园。很久以前就答应儿子要带他去，可动物园的票要100多块钱，当时觉得他小，盘算着等他有记忆了再去。 现在，我特别怕这个承诺最终我做不到。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深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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