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乾隆皇帝收复新疆比拿破仑伟大
近三十年来，有关乾隆皇帝的中文研究汗牛充栋，其相关传记约出版有十本以上，而专题研究更是多如牛毛。近年来相关的电视剧（如《乾隆王朝》与《戏说乾隆》）以及二月河以乾隆皇帝为主题所写的历史小说等，都受到广大观众与读者的喜爱。然而在欧美，乾隆皇帝的知名度与其历史地位相比，实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本书作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欧立德（Mark C. Elliott）写了这本西方首部乾隆皇帝的传记，让西方读者能够认识这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君主。除了序言与结论两章外，全书共分为九章。在序言说明了乾隆皇帝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及本书写作的出发点；第一章“登基”叙述了乾隆皇帝登基以前的成长教育与入继大统的过程；第二章“当政”概括了乾隆皇帝登基之初所面对的各种挑战并如何取得初步成功；第三章“家庭，仪式和王朝统治”描述乾隆皇帝的家庭生活，及其扮演孝子、好丈夫与严父等角色的努力；第四章“满洲成功之困境”则从满洲人如何以少数统治占多数的汉人角度出发，讨论乾隆皇帝如何应对满洲入关后所面临的汉化危机；第五章“巡游之治”关注的是乾隆皇帝透过北游盛京、南巡、五台山礼佛与山东祭孔等巡游，向其统治的各民族展现了不同的面貌；第六章“帝国的扩大”提到乾隆皇帝征服准噶尔与回部的经过并且绘图纂书以纪功，一方面能宣扬其成就，另一方面又证明了清朝统治的合法性；第七章“文化巨人”则描绘乾隆皇帝崇文兴学的一面，乾隆皇帝可能希望藉此向人们展示在文殊菩萨和尚武之王以外，他作为儒家圣王的典范；第八章“清代的中国与世界”论及了朝贡体制下的清朝对外关系，并且重新评价了英王马戛尔尼使团访问清朝一事，试图为传统上认为乾隆皇帝对外界事物一无所知的自大形象进行辩解；第九章“晚期的国家秩序与衰败”指出了在乾隆朝末叶老臣凋零，使得乾隆皇帝日益孤立而专信和珅，致使皇权旁落。其后官僚腐败与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导致民变蜂起。在此背景下，乾隆皇帝让位于其子嘉庆皇帝，自居“太上皇”。而在乾隆皇帝驾崩后，其埋葬的地宫墙上没有任何满文与汉文，仅刻着精美的佛教梵文咒语，这也许也反映了他个人的心灵归宿。最后在结论中，作者归纳出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纪时所遇到的主要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也存在于当代中国，因此作者认为某种程度上可以把乾隆皇帝视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统治者。附录包括了乾隆生平大事年表与书目介绍。后者是一份中西学界有关乾隆皇帝与清史研究的简要书单，对于想要了解西方清史研究的读者而言相当有用。
由于本书定位是写给欧美读者的入门书，因此为了帮助读者进入历史情境，作者也将乾隆皇帝与西方读者熟悉的历史人物做模拟。例如作者在英文版序中提出了“设想约翰·肯尼迪总统若从1960年统治到2024年，美国将会是何种局面”的问题，试图让欧美读者了解乾隆皇帝统治的时间之久与其影响力。并且将乾隆皇帝与欧洲史上长保国力鼎盛的两位君主英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四十五年）与法王路易十四（在位七十二年）相提并论（第vi页）。虽说这些是为了便利欧美读者的做法，但是也同时有助于中文读者理解乾隆皇帝在西方学界中的印象与评价。
本书作者欧立德是近年来在中国史学界引起热烈讨论的美国新清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因此本书在写作取向上也受到此一学派的影响。去年年底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定宜庄教授与本书作者共同发表的《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响应》一文中，对新清史的三个特点进行了评述：一为强调全球化的视角；二是强调满洲因素的重要性；三是强调使用满语与其他非汉族群语文档案的重要性。从上述三种角度来看乾隆皇帝的生平，与传统欧美与中文学界的研究又有什么样的差异？也许通过比较本书与同类英文、中文作品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由于本书是西方第一本关于乾隆皇帝的传记，与本书主题相同的英文作品因此付之阙如。但是早在1974年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就已经写了康熙皇帝的传记，中译本为《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通过比较这两本书，可以略观四十年来美国清史学界对清朝皇帝的研究经历了什么样的转变。史景迁在描写康熙皇帝时主要仰赖清代实录与方略等汉文材料，以及耶稣会士的记述，这主要也与当时清代满、汉文档案的整理出版尚不发达有关。不过他注意到清朝皇帝的满洲身份及其政治影响。因此满汉关系、准噶尔战争，以及中西关系（主要是康熙皇帝与教廷间的关系）都是讨论的重点。这些部分其实也都是欧立德写乾隆皇帝传关注之处（不过中西关系主要则聚焦于马戛尔尼使团上）。然而史景迁主要还是以康熙皇帝的视角来写作，因此并未如本书一般针对康熙皇帝身处的时代背景进行太多描述，遑论比较清朝与同时期的欧亚帝国。这一方面是写作策略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西方清史学界主要还处在奠基阶段的情况，并且这种将清朝放在世界史来观察的视角尚未风行。
至于本书同类的中文著作，从本书的架构与内容来看，最接近的中文研究要数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戴逸教授为中国清史学界耆宿，并出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虽然这本书初版于1992年，距今已有二十二年之久，但他的研究仍反映了中国学界对乾隆皇帝的研究基调。如果我们比较戴书与本书的内容，会发现两者确实有明显不同。譬如在比较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国与其他国家时，两本书同样都以欧美各国为比较对象，但是比较的方式不同。戴书注意到的是当时发生在欧美却没有发生在中国的类似事件，例如产业革命、科学发展、启蒙运动与美国独立等，并以当时乾隆皇帝未能像略早的沙俄彼得大帝引进西方事物来反衬当时中国的锁国与落后。然而反观本书，则是去比较当时同样发生在中国与欧美的同类事物。首先以巡游为例，本书不仅比较了乾隆皇帝与同时期英、法两国国王的巡游，而且也和**与**等现代中国领导人巡视各地之举做了比较（122页）。其次以远征为例，本书则比较乾隆皇帝远征准噶尔与法王拿破仑远征俄国，并认为前者在时间与空间上的跨度更大，并且取得了更大的成功（124-126页）。此外，本书作者还将比较的对象扩及其他欧亚帝国，例如在谈到满洲人以少数民族之姿统治众多汉人时，就将俄罗斯帝国、莫卧儿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又称鄂图曼帝国）等纳入比较，认为和莫卧儿帝国从未改宗印度教相比，清朝接受了较多的汉人习俗（22-24页）。
另外本书中也强调乾隆皇帝作为满洲统治者统治多民族的一面，且书中也不时穿插满语词汇。例如第四章即探讨了八旗生计与《四库全书》收录满洲源流与传统相关的著作等现象。另外也分析了清朝在新疆、西藏等地的准军事化制度与清朝作为多民族帝国的意义。但反观戴书则甚少触及这些议题，触及满汉关系议题的部分主要在于党争以及乾隆皇帝对于满洲尚武之风的关注。提及十全武功时也仅强调此举在保卫祖国疆域的政治大一统面向，而较少探索底下的多元文化与制度面向。虽然这一方面与当时清代满、汉文档案的整理出版尚不发达有关（前述史景迁所写的康熙传记亦有类似问题），但另一方面确实反映了中国与欧美的清史学界在观点与视角上的差异：中国学界对乾隆皇帝存在着一种矛盾心理——他既是现代中国广袤疆域的奠基者，但却也是导致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始作俑者；欧美学界则着眼于乾隆皇帝的身份背景与人生经验对他所带来的优势与限制──一方面赞许其功绩，另一方面又对其失误有一种同情的理解。
这点从本书在论及1793年的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rcartney）使团访问中国一事时，更能看出其与中国学界传统的评价有所不同。过去中国学界对此一事件的叙述基本上以马列主义的历史观为主轴，认为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的高峰期，然而已显露出中衰迹象。而同时代的西方则经历产业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变，英国更挟其先进技术叩关中国。但由于乾隆皇帝的自大心理与愚昧无知，导致中国损失了一个认识外部世界的大好机会。然而本书则指出乾隆皇帝当时事实上不仅熟悉西方地理，同时也清楚当时欧洲法、俄两国内部的情势。因此比较好的解释是，他事实上是故意展现他对远方的英国兴致缺缺，因为当时的清朝整体来说是一个和平且富有的国家，乾隆皇帝一方面年事已高，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似乎也没有迫切的需要去了解西方。此外，作者的高足、现任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历史系助理教授马世嘉（Matthew W. Mosca）在去年出版的新书《从边疆政策到外交政策：印度问题与清代中国地缘政治的转变》（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中，通过整合廓尔喀（今尼泊尔）方面的情报与马戛尔尼勋爵在与英国本土的通信中所表达的顾虑，说明了至少在马戛尔尼使团访问北京前后，清朝已经认识到英国在印度与广州的势力。只是受限于不同语言的信息在中译上的整合有困难，以及清朝边疆政策较为分权化的限制等等，因此清朝对英国的认识仍属有限，但并非如过去所想的对外界一无所知。 乾隆皇帝收复新疆比拿破仑伟大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