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本无事
http://i3.sinaimg.cn/history/2014/0903/U10570P1488DT20140903234024.jpg北大静园(文/王炎 北京外国语大学) “燕京学堂”沸沸扬扬，媒体一见北大有事，准煽风点火，清静的学府被炒成大众文化娱乐。芝麻大点的事，也是媒体事件。听听北大学生悲情抗议：还我静园，这方草坪承载着北大精神，我们弹吉他、说情话、仰望星空。这里饱蓄北大的记忆、如歌的青春，保卫静园！ 如果校方息事宁人，另选个地址，或开放草坪依旧，或不如冷处理一段时间，估计一片乌云散尽，没多大点事。一年到头有多少热点？几件事能留下丁点痕迹？这是校内分歧，与外人何干？但不知这回触动了社会的哪个神经？ 一、 读北大教授高峰枫《谁的“燕京学堂”？》，两次提问让人联想一些题外话。“北大自北大，燕京自燕京”(引自高文)，一个自清朝建校，便是国立京师大学堂；另一个私立美国长老会的教会大学；北大占用燕京校址，后者早被撤消；何缘为燕京招魂？另一个问题，北大有全国最强的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中文、中哲、中国史各科建制齐全，为何叠床架屋，大张旗鼓再搞“中国学”？ 什么是“中国学”？谁都说不清。似乎接续西方汉学、日本中国学或美国区域研究的学术脉络，倒也未必非得明确皈依哪个门派，但肯定不在中国本土学术脉络上，不然北大三个人文系顺手接管了。“中国学”与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的方法不同，它把“中国”对象化，像人类学做田野调查观察土著一样。我们自己的人文学，以继承或反思中国传统为主，这与英美国家的英语系、历史系对待本国文化的方式一样。既然燕京学堂对接海外“中国学”，须移情到外人视角中，想象自己是费正清、竹内好、顾彬，以冷眼旁观中国。这需要相当的想象力与自我异化的能耐，土生土长，浸淫于中国文化的学者，架势拿捏得恰到好处，不易。现如今中国高校不差钱，风闻北大间或延聘西方汉学家来京，用英语给外国学生讲中国文化，可保证原汁原味，避免“中国学”洋泾浜化。 虽说苦心孤诣，若让欧、美、日去研究他们的“中国学”，我们不掺和，本可省去种种麻烦。赛义德说，亚洲研究之类的学科，不关乎对象国，只处理自身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着眼点在西方内部。这也没啥稀奇，我们的外国语言文学一样如此，本该从自身关切出发去研究对象国。北大的创意，是把东方学移植到东方本土，怕会“见光死”。凡事怕倒过来想，假如哈佛大学乐意，北大派些英语系教授赴哈佛，在它的英语系外另设“海外英语系”，教师从中国请，学生是华人，上课用中文教英语文学，哈佛做何感想？国人怕也嘘声一片：坑人呀，谁还费那么大劲送孩子上哈佛？学术造假到美国了。 如此说来，北大中文系还算厚道，没有挑另设“中国学”的理，只抱怨占用了北大的“Harvard Yard” (哈佛老校区、遗迹铜像周围中国游人如织，静园故雅称Peking Yard)。这样比附有何道理？人家强，我们弱，岂有对等之理？中文系怎比海外“中国学”？一门心思想与人家列坐抗礼，根底是义和团的脾气，不识相，不理性，不服必然规律。亚历山大大帝驰骋欧亚，希腊就是普世文化。罗马帝国疆域辽阔，拉丁语便是欧洲学术通用语。新一波全球化(西化)浪潮已冲击百年，英美两个帝国前后相继，其势汹汹，远过历史上任何扩张性文明。中国的教会学校，是新型帝国文明的远东前哨。1950年代取缔它们，不过一时之逆流。如没有“二战”后形成的两大阵营，如中国没在东方阵营的荫蔽下，若非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搞不定小小的朝鲜半岛，无暇顾及教会产业，谅你不敢下此狠手。汉学家修中国史，当笔涉西方侨民遭逐、教会学校被废，每每扼腕唏嘘。“冷战”一结束，全球沉浸在携手共赢的一个梦想中，不断有人呼吁给传教士正名，恢复教会学校名誉。重启“燕京”之名，为人心所向也未可知。 二、 当下流行的评判对错的标准：不论事之功效，只问美国之有无。每与人家争辩，我处心积虑罗列一堆论据，结果人家一语定音：这类事在美国如此这般。一言九鼎，在座无不服膺。按此逻辑，我试问：怎么就不能开设“中国学”呢？美国不也有American Studies吗？人家不也研究“美国学”吗？ 深究“美国学”的学科史，便知两边的初衷不同。在19、20世纪之交，美国愈发意识到自己的独特性，好事者不满美国学院继承欧洲学术传统，于是挖掘美国精神内核，从本国的主体视角，重新审视西方文明。两次大战后，美国一跃为头号强国，重新修史的冲动愈难遏制。1950年代，“美国学”正式建制，发展出“神话与象征”(Myth and Symbol)的系统方**，弘扬美国文学巨匠如爱默生、梭罗、霍桑等，打造西方文明之外的“美国文明”。学科突出的是美国文化的独特性。 反观燕京学堂“中国学”的目标，主要是中国学术与西方接轨，避免本土知识的“不兼容性”(直说：太土)。聘汉学家按“国际规范”来华授课，带动中国学界走向“世界”(地理位置不详，但别当真以为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国家被忽略不计，只有美国加一、二富国撑起“国际”或“世界”的语义)。更重要的，外国学生来华深造，可设身处地了解中国，同情我们国情之难，给多一点时间融入“世界”。也可提升中国高校的国际地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国际学生。为吸引国际学生，只能学美国的“中国学”，以英文授课，交英文论文。 美国以母语教育无可厚非，我们教中国文化怎么用外语呢？ 西方人学汉语太难，如果只提供人文院系现有的中文课程，没有多少外国学生跟得上，谁还会来华求学呢？ 西方人学中文确实难，中西分属两个不同文明体系，印欧语与汉语之间又没有亲缘关系，思维方式南辕北辙，学对方语言一定不容易。可对中国人也一样难呀！多少中国留学生涌到欧美，没见谁给中国学生开小灶，上中文课。更没听说哪位东亚系的留学生提交中文论文。 要求同等待遇的脾气又来了，实际情况是学外语的动力不同。中国大城市的幼儿园小班就开始教英语了，小孩中国话还没说利落呢，呀呀学起了英语。还愁将来的英语水平？英语是国际通用语，帝国的语言，西人哪有一样的动力学中文？ 美国人用英语学中国文学，我们学英语文学却禁用中文，在家里搞不平等。中国高校的英语语言文学方向，学生曾一度从本科到博士一律英文做论文，文献、索引也随之源自英语世界，原汁原味才正宗。于是研究的问题意识在国外，本土学术圈没有讨论平台，也无独立于英语世界的学术关切。所以，最高目标是追逐“国际前沿”，结果东抄西凑，无所建树。研究生答辩时，教授们不厌其烦地挑剔论文的语法、拼写错误，博士论文权当英语大作文。有人戏称中国外语类研究生教育是：上完大四上大五，接着大六、大七、大八…。多亏北大外语学院早觉悟，要求博士论文用中文，其他学校才跟进。 这么一比，还得佩服美国的中国研究。人家自始至终坚持自己的学术视域，在借鉴大陆、台湾的成果之上，仍未偏离独立的立场，以“亚洲研究协会”(AAS)为交流平台的共同体内，中国研究学者相互切磋、促进，成果显著，虽然在美属边缘学科，如今却反过来影响大陆、台湾主流学界。我们的外语界并不边缘，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却乏善可陈。只知译介、照搬，求知动力何来？30多年延宕在“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不能自拔，为何总进入不了“漫游时代”？ 三、 比来比去，无非还是“美国有无”的标尺，支持“燕京”也罢，反对也罢，逻辑一致——向美国看齐。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困境：不凭自己想要什么，只眼盯别人如何行事；别人的眼光规定我们的行为，他人的看法，塑造我们的形象。自晚清落后挨打，一步步迷失天下图景的坐标，惶惶然向异邦寻图存之道。从此落魄失魂，耳目不能自主，只想给人留下“印象”。 奥运开幕式大搞“印象中国”，不查自己有什么文化，一心琢磨西方想象的中国情调。结果外宾大饱眼福，印证固有的偏见。我们也欣赏异域情趣的自我，还惊喜地“发现中国”。新闻报道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一定援引外电，冷暖不自知，倒好像外国人是政绩的受益者。“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文化走出去”，打造“国际形象”，一套套说辞包装自己，表演性文化从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百姓日常伦理。家长拼孩子升学、留洋，有多少是为子女深造，多少是给自己“挣脸”？国外疯狂购物，竟被吹成“为国争光的爱国之旅”。北大排名本无可争议，非在国际排名榜上争“世界一流大学”，结果被“燕京”闹得惶惶不可终日。搞人文的，成果该让同仁分享，可校方非要求在国外发表，才算货真价实。结果，读者与作者万里相隔，没交集，更无对话。论文既不为探讨问题，难免东拼西凑，组装一件，形式大于内容，发表高于一切。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我们说：你承认，我才在。 四、 目睹几十年之怪现状，燕京学堂算什么？随大流而已，无特立独行之举。“燕京”本无事，众人借题发挥。李零教授说，燕京是一滴水，折射一个时代的焦虑。我这局外人也跟着凑趣，说怪话，诛心而论，还是天朝子民不甘在“西化”大潮里做小伏低的封建余孽。一谈中国文化，触及信仰系统，总不能像清谈“知识”一样淡定。其实，大家生活其中，现实比牢骚话惊心怵目，这些大实话谁不知道？不过雅人不愿闻，智者不屑讲罢了。庚子年洋枪打穿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牛皮，如今文化霸权还剃不了“中国特色”的刺头？以前听毛式口号“历史大潮滚滚向前，顺者昌、逆者亡，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只觉得虚张声势。全球化大潮一来，才懂此言不虚。不过人家自信满满，不争口舌，不假声色，多做少说。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完成于北京 来源：原刊于《读书》2014年9期，本文为未删节版。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现在还有多少人，能静心学业远离喧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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