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债务困境：领导被堵门要债 辖区供水遭停
捂不住的地方债监管加压地方债已渐上“正途”，但是，需警惕局部“弯道下坡”险象环生，还债压力带来的三大动向暗流涌动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北部边境的乌拉特后旗，2004年实施旗政府所在地搬迁。10年来，一座漂亮的草原新城拔地而起，摆脱了原来蜗居在山沟里交通不便、缺乏用水的局面。但是，搬迁也形成了大量的政府债务。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杜占贵说：“如果不是矿业经济下滑，我们的债务可能已经靠自己的财力消化完了。”而近两年的经济下行，让这个以铜、铁矿采掘业为主的地方财政大幅减收，还债变得遥遥无期。
记者在东、中、西部十个省、市、自治区采访发现，因收入增速下降、发展方式转变缓慢，一些地区债务问题已经开始凸显。
举债发展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进步、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地方债务规模增速在一系列新措施下有所放缓，地方债管理亦日趋规范。
但是，伴随土地及房地产市场的陡然降温，过去借债发展、靠卖地还债的粗放发展模式难以为继，有的地方的债务风险迅速积聚。因债务进入集中还款期，有的地区对土地更为依赖，逆市场形势加速卖地步伐；银行等金融部门因担忧地方债风险对政府贷款往往“明松暗紧”，使得有的地方“腹背受敌”。地方债危局，对健康发展、政府信用、社会稳定等都构成压力。
举债发展利弊共显
“发展型举债”是我国地方债务区别于国外政府性债务的一个显著特点，国家审计署财政审计司四处处长雷达认为，不同于“消费型举债”，我国的地方债在积聚风险的同时，也支撑了当前和未来的发展，为防范风险筑起牢固的“防洪堤”。
本刊记者在多地采访时发现，举债发展克服了一些地区可支配财力不足、事权与支出责任不对等的约束，促动了城市发展。
雷达说，我国土地收储涉及的政府性债务约1.6万亿元，对全国34个重点城市的审计表明，这些城市举债收储的土地超过16万公顷，即使充分考虑土地价格波动、下降的因素，这些土地也可消化地方债可能形成的坏账。
客观来看，地方债推动了各地城市面貌的根本改观。审计表明，市政建设是地方债的最大投向，截至2013年6月末，在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10.88万亿元债务中，有3.8万亿元用于市政建设。本刊记者采访看到，不少城市因此旧貌换新颜，举债建设使城市的功能更完善、出行更方便、环境更优美、生活更舒适。
地方债在“保基本、兜底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一些财政实力弱的地区，群众迫切的现实需求不容政府“量力而行”，而窘迫的财政又不容政府“尽力而为”，面对两难，举债建设带来了群众盼望已久的住房、医疗、教育等设施改善，较大程度推进了地区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审计表明，我国用于保障房建设的地方债，在地方债支出中名列第三位，仅次于城市建设和土地收储，总量约6800亿元。
按照国务院要求，审计署2013年组织对全国政府性债务情况进行了全面审计，并得出“总体可控、局部风险”的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陆续推出一系列“开正门、堵偏门”的地方债管理新举措，这些措施与财政、货币、土地和信贷等政策相配合，收效明显。
今年以来，国家审计署跟踪审计了2013年6月底以来地方政府性债务的变化情况。从审计情况看，财政部等部门和相关地方加强了债务统计、对账及风险分析预警等工作，中央和地方政府推出的一系列规范地方政府举债的措施正在显效，地方政府性债务增长有所放缓。2013年6月底至今年3月底，审计的9个省本级和9个市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增长3.79%，比2013年前6个月平均增速下降7个百分点。
但同时，地方政府举债方式不规范、借新还旧的数额较大等问题仍比较突出：
局部地区的风险较大。雷达说，地方债风险虽总体可控，但由于全国财政收入不可能打通使用，并不排除有相当一部分地区有风险。另外，部分省本级债务借新还旧数额较大。2013年6月底至今年3月底，9个省本级为偿还到期债务举借新债579.31亿元，但仍有8.21亿元逾期未还。
地方政府债务举借和使用不规范的现象仍存，“多头举债”、举债方式泛滥日益推高了融资成本。目前，地方债涉及的债务主体超过15万家，银行、信托、BT、证券、保险、融资租赁、拖欠工程款、集资等方式“百花齐放”，其中信托、BT等方式的融资成本达到20%左右。
经过审计，地方债“底数不清”得到解决，但一些债权人认为，地方债规模存在瞒报。
西部某省一位建筑商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在审计的过程中“捣鬼”，让一些已完工的工程不上账，也进不了审计视野。他承揽的一个市政道路工程，2011年8月完工通车，总价是1400万元，工程完工以后，审计局委托的审计师事务所不给出审计报告，也就上不了财政的账。在这种情况下，在财政局的账上，政府给工程的预付款，体现为企业对政府的欠款，政府由债务人变成了债权人。他说，此类现象在当地十分普遍。
警惕局部“真的没钱”
多位受访地方干部、专家学者认为，地方债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艰难转型中的表现之一，和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就业问题一样，因转型缓慢而积聚风险，因局部经济下行而风险凸现。
在调研中，本刊记者发现，在一些政府债务风险突出的地方，债务问题和局部经济下行互为因果，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投资拉动”难以为继。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分化与波动，有的地方投资动力因“去房地产化”而快速减少，而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新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体制刚刚开始试点，原本对房地产和市政建设依赖度高的地方面临“失速”的威胁。
一位中部省份的干部说，近些年来搞举债发展，让有的地方更加依赖土地财政，统计数据显示，这个省财政收入中非税收入占比高达3成。在原有举债、融资、投资、建设模式无法持续时，很多县市区财政不得不依靠财政“空转”、税收“过桥”、征过头税来完成指标。
部分债务问题突出的地方，“旧债还不起，新债借不到”的尴尬处境，让政府的资金链遭到严重考验。本刊记者在北方某市采访时，巧遇一位区长被一位债主堵在会议室门口要账，区长说：“没钱，真的没钱，你要是不信，去财政局查一查，要是有钱不还，别说是好区长，我连个好人都算不上了。”前不久，因为财政补贴不到位、银行利息还不起，当地自来水公司中止向部分区域供水，政府被迫急调数十辆水车应对。
与资金链一同遭受考验的还有政府信誉、社会稳定和信用环境。“新官不理旧账”、“闹大给钱、不闹不给钱”、“一旦完工就不给钱”的现象，本刊记者在采访中都遇到了。尤其是在现在中央对干部作风保持高压态势的情况下，有的干部在还债问题上“不吃不喝不作为”问题突出。有些政府官员甚至对债务持“击鼓传花、得过且过”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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